万历十四年，公元1586年，

根据中国传统的干支纪年法，这一年是丙戌年，属狗。

从这一年起，明朝的皇帝——朱翊钧，开始了一种长达数十年的封闭式生活，几乎彻底消失在了紫禁城的西六宫里。他不再接见大臣，不再审阅奏疏，也放弃了所有关于国家治理的事务。

明朝历史上有两位著名的“宅男”，一个是嘉靖帝朱厚熜，另一个便是万历帝朱翊钧。两人都有一个共同点，那就是选择放弃帝王的职责，关上房门，自顾自地过起了与世隔绝的生活。

不过，二者之间有着显著的差异：嘉靖帝痴迷于修道，白天埋头修行，夜晚才开始忙于处理政务；而万历帝则选择了极端的“放空”状态——彻底的沉迷于睡觉，几乎全天候地躺在床上，完全不管国家事务。

实际上，与那些沉迷于奢靡享乐或热衷于外征扩张的帝王相比，万历帝的这种选择可能反而显得没有那么糟糕。他没有沉迷于女色，也不贪图奢华的享乐，甚至对大规模的军事行动不感兴趣。他的消极态度或许并不对国家造成巨大危害，毕竟，皇帝不上班，其他政府机构仍然能正常运转，百官们的工作也能照常进行。

明朝的政治体系相对完备，即便皇帝完全失职，朝中的文武百官仍有能力维持政务的基本运作。内阁、六部和三法司等重要职能机构各司其职，地方上也有总督、巡抚等官员负责任务的执行，因此，即使万历帝选择放空自己，国家依旧在运转。

然而，尽管如此，朝中的大臣们却依然感到焦虑不安。他们心中有一个深深的疑虑：自从万历帝开始罢工后，已长时间未能见到皇帝的身影，整个朝廷的运作似乎陷入了停滞。曾经，“天子坐朝堂，群臣伏地拜”是惯例，但现在，皇帝几乎有好几年都不上朝，大臣们的心情逐渐变得焦灼。

可以不工作，但作为皇帝，你至少要出现在朝堂上，给大臣们一个仪式感。于是，一些愤怒的大臣开始公开批评万历帝，甚至有些情绪激动的官员痛哭流涕，恳求皇帝见自己一面。更有甚者威胁，若皇帝继续不上朝，自己就要以头撞柱，决不罢休。

然而，不论大臣们如何批评、恳求甚至威胁，万历帝始终没有任何改变。他就像是一颗坚硬的豌豆，无论你怎么锤打都不会屈服。大臣们心中的失望与日俱增，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，他们逐渐意识到，皇帝不上班没有问题，一个月不上班也无妨，然而这种旷工的局面已经持续了五年、十年，终于，事情开始变得无法控制。

最严重的后果是“官滞于官，官曹空虚”——即官员任免工作出现大规模的瘫痪。大臣们虽然可以处理许多事务，礼部可以替皇帝处理祭祀，兵部可以指挥军队，户部可以调解民生，但有一项工作，是必须由皇帝亲自完成的，那就是任命官员。谁升职，谁调任，谁离职，所有官员的人事变动都需要皇帝签字。然而，在万历帝的长期缺席下，整个官员任命系统几乎完全瘫痪，许多官员的职位空缺，导致了大规模的官员流失。

到万历四十七年（1619年），六部中仅剩户部有尚书，刑部和工部的部长都由户部兼任，而吏部、礼部和兵部几乎无人可见，整个部门只剩下公章，其他一切事务无法正常运转。更严重的是，都察院和大理寺竟然连公章都丢失了，形同虚设，政务瘫痪。

然而，万历帝依旧不愿上朝，许多人认为他不工作是因为懒惰，但实际情况更为复杂。他不愿意上朝，并非单纯因为懒散，而是因为对文官集团的深深不满。

万历帝十岁即位，前十年朝政由内阁首辅张居正主导。张居正掌握了绝对的权力，几乎将万历帝架空，他通过一系列改革挽救了明朝的颓废局面。然而，这也导致万历帝失去了对政权的控制，这段十年的痛苦经历深深影响了万历帝的性格。

当张居正去世后，万历帝才开始恢复权力，但他却发现，虽然张居正已死，朝中的文官依然牢牢把控着政务。他对文官集团的愤恨与日俱增，尤其是在他试图决定太子人选时，文官集团的反对让他几乎无法忍受。万历帝想立庶三子朱常洵为太子，却遭遇了文官的强烈抵制，因为大明朝遵循的是嫡长子继承制度。

经过多次失败的尝试，万历帝最终在文官集团的强大压力下妥协，放弃了朱常洵，改立了庶长子朱常洛为太子。这一政治上的失败让万历帝彻底丧失了对朝政的信心，并在心中埋下了一个决定：文官的掌控权力已经远远超出了皇帝的范围，自己再也无法控制这个国家。

最终，万历帝选择了消极罢工。他不再出现在朝堂上，任由文官集团继续操控政务。在他看来，既然他们如此渴望权力，那就让他们去做吧。他的态度变得越来越冷漠，心中充满了对这个政治环境的失望与厌倦。

于是，万历帝彻底消失在了大明政坛，他的生活变成了在紫禁城内度过一个又一个漫长的日夜，无所事事，沉默以对。